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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是藩王继承皇位，缺乏处理朝政的经验，所以十分重视“经筵讲学”，并将“经筵讲学”制度化，甚至成为嘉靖初年时局变化的风向标。

所谓“经筵讲学”就是请翰林院的学士，将治理国家的经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给皇帝听，讲官负有指导皇帝治国安邦的责任。

自明朝开国以来，经筵讲学都摆在朝政大事之首，但是明初的经筵讲学尚无定日，也无定所，只是令一些文学侍从之臣不定期地进行经筵讲学。英宗正统元年，经筵讲学被确立为朝廷正式制度，并沿袭到子孙后代。弘治皇帝最为重视经筵，从大小经筵演变成经筵日讲。但是正德皇帝除外，他往往以游幸为名，经常不去听讲，经筵如同虚设。

对于经筵讲官而言，负有重大的训导责任，不仅要通过典籍，讲授治理国家之道，还要将现实朝政利弊体现在经筵讲学之中，并且要求将经典大义，圣学心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明白易懂的语言教授给皇帝。

经筵讲官可以说是与皇帝接触最为密切的官员，皇帝往往会向经筵讲官请教处理朝政的经验和方法，而经筵讲官也可以将自己的政见直接面奏皇帝。所以经筵讲官的选拔标准非常严格，在政治上要德才兼备，品行端正，稳重老成，顾全大局，在学问上要博古通今，学贯政经，学以致用。那些心术不正，心浮气躁，心怀叵测，结党营私者决不能滥竽充数。

嘉靖对经筵讲官更有严格要求，经筵讲官不能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传授真正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经验。嘉靖对内阁挑选的许多照本宣科的经筵讲官非常抵触和厌烦，决定对翰林院学士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正好此时发生了汪佃事件，也就是史称的“经筵风波”。有一次经筵讲官汪佃在经筵日讲中讲授洪范？九畴，嘉靖听后非常不满意，对他提出种种洁问时又无以回答，所以认定汪佃讲读失误，答辩迟钝。

更令嘉靖恼火的是，汪佃在讲授中影射大礼仪之争，把大礼仪之后发生的一切祸患、灾异都归结到大礼仪之争上。于是嘉靖乘机对翰林院进行大胆改革，要求内阁对翰林院诸位讲官进行考核，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量材外放其他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