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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有一首歌叫做雾里看花，歌中唱道：“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内心迷茫者的呼喊。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需要解开的谜团，也都渴望一双慧眼看破那些纷纷扰扰。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幸运地借到一双慧眼，但东汉时的人们就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得到一部奇书，这部书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惑，让他们的内心开始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了。这部书就是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

论衡用王充自己的话说，就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用事实说话，“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相当于东汉的“焦点访谈”。有了这样一双火眼金睛、照妖镜，人们如拨云见日，世事洞明，心里敞亮多了。

王充是会稽郡上虞人，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史学家班彪为师。后汉书描述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流百家之言。”就是说他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做家教，呵呵。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著有讥俗、政务、养性和论衡等著作，约于永元八年在贫困中病逝。王充遗著达数十万字，其中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作为一介平民，在当时条件下要想流播如此长篇巨著，难度可想而知。在他去世后的近百年里，论衡虽在江南一带转抄传读，但没有传到“中土”，即中原一带，因而一直未被学界所关注，更未得到重视。至于其他著作，传阅的范围就更小了。

就在王充著作处于民间自生自灭，有可能在漂零中失传时，蔡邕来到了越地。蔡邕因治“熹平石经”而名满天下，成为当时学界领袖，但由于得罪权贵，“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越地，他读到王充的论衡后极为惊喜，与友人“恒秘玩以为谈助”。在反复研读中，使他的学识水平得到升华。

汉献帝初，蔡邕在高压下被征辟入京，初平元年拜中郎将。他离开越地时，特地带回了一套论衡。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也啧啧称赞论衡“真乃奇书也”。于是，这套论衡开始在儒林中传读。此时纸张的使用范围已扩大，论衡不胫而走，被传抄开去，从此官方与民间都有收藏。

千百年来，战火纷飞，天灾人祸，多少书籍在动乱中散佚消失，就是王充的讥俗、政务、养性这几部书，也早已见不到了。而论衡能保存到今天，实不应忘了当初蔡邕的传播之功。

章太炎说：“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称赞王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论衡集解、论衡注释、论衡校释、论衡全译等原著以及大量研究论著。论衡所具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

论衡的理念就一个字“实”，实到什么程度？后人用“诋訾孔子”、“厚辱其先”概括之。一句话，圣人和爹都敢骂。

先说骂孔子。论衡里的第九第十两篇的篇名分别是问孔和刺孟。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隔着一千五百多年给他判了死刑。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东汉时，儒家思想进一步被神化，孔子被捧为圣人、神人。社会上“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王充虽认为孔子博学多识，道德高尚，却又认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并不是无可非议之处，于是不顾朝野上下盲目崇孔的风气，对孔子进行问难。“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提出在学习中要善于追根问底的主张。认为为弄清问题要敢于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敢于“距拒师”，敢于说出圣人没有说过的话，“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

文中王充所举事例和非议，虽有不尽妥之处，其精神是很宝贵的。

接着，王充以记载孟子言行的孟子为靶子，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答非所问，阴阳两面，无理狡辩的地方，逐一进行揭露和驳斥。例如针对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故有意生圣人”的天命论说法，作者用历史事实证明完全是“浮淫之语”，也就是骂孟子“放你娘的骚臭屁！”对于自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的孟子，则指出他不是什么“贤人”，而是个“俗儒”。这斗争的锋芒何人能及？

再说“厚辱其先”。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呼啦啦大厦倾，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成了彻头彻尾的强盗地痞加流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的祖先是老炮、无赖、混蛋、恶棍、人渣。把自己祖宗十八代都骂了。结果他这种实话实说却让众人大呼受不了，超越了他们的言论底线，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因为古人是讲究“为尊者讳”的。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王充是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目无尊长，是个“异端”。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由于史料缺乏，王充的生平还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乡里称孝问题、师事班彪问题、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才学问题等等。根据后汉书王充传与论衡自纪，比较可靠的是：王充是会稽上虞人，祖先原籍魏郡元城与王莽同籍。他出身出身于“细族孤门“，“贫无一庙庇身”，“贱无斗米之秩”，幼年“以贾贩为事”。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亲眼目睹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当时的人评价王充为人与言论都很奇特，不同流俗。他不安于当时的“世书俗说”，而是“甘闻异言”，“考论虚实”。他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晚年又任州治中职，后来可能因为老病而“自免还家”。七十岁左右，有感于年老衰病，故习练道家养气服药之术，著养性一书，为的是追求养生延年。晚年更是“仕路隔远，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愉快”，穷困潦倒。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具有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上虞乌石山今上虞章镇滨笕枪山有王充墓。

王充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历来评价两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贬重于褒，认为：“其言多激……，露才扬己，好为物先，……然大抵订伪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但最终认为论衡只是个谈助之书。二十世纪后半以来，由于王充的批判性文风与唯物色彩特别受到青睐，正面的评价几已呈一面倒的局势。

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精神，相当于东汉的鲁迅。在这种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的著作很多，有讥俗、政务、养性书和论衡等。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从董仲舒一直到白虎通义的“儒学精神“都进行了正面的抨击，对当时的教育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

王充对正宗儒学的叛逆精神以及不完全受孔孟支配的批判精神，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种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他是继杨雄、桓谭之后，在我国政治、哲学和教育领域内给予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以致命抨击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

论衡问世之初，就跟他的人一样不为人重视，直到王充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得以流传。

汉朝是个谶纬符录盛行的朝代，王充由于看到了世传儒书充斥着荒谬，民间言谈充斥着迷信，像淮南子就记载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等荒诞的故事。而这等书籍传说，在民间可谓比比皆是。所以王充感到“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而论述的方法则是：“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所以，论衡一书的方法可说是讲求理性逻辑思辨以检验的方法。薄葬篇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又说：“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所以，不但考之以心，考的还得是圣心贤意效之以事。和西方或者讲实验、或者讲上帝的观点相比，王允继承了中国文化中这种源远流长的先进的方法论。强调了实践检验，而不只是实验检验。他还强调了类推、类比，通过类推、类比等方法比单纯的实验能更有效的找到能符合实践的答案。

总体上看，不管王充是为著什么样的目的来写论衡这本书，也不管这本书在方法上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都不能抹灭王充在论衡中所展现的思考的深度、逻辑论述方式，以及勇于批判之精神。这也是王充思想得以超越时代的可贵之处。

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绿林、赤眉大起义刚刚被镇压，东汉王朝统治者在精神上大力提倡宗教唯心主义，大宣扬谶纬神学，光武帝即位即“宣布图谶于天下”，为自己的政权制造神化根据，章帝时更召开了全国性的神学会议白虎观会议，编篡了神学法典白虎通。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谶纬迷信、宗教神学“虚妄之言”笼罩了东汉思想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充高举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大旗，“疾虚妄”，对盛极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论衡就是这样把批判神学谬误与正面阐述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结合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富有战斗性的思想体系。

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了“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天地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重要问题。先秦唯物主义者曾提出了天地万物由物质性的“气”和“五行”构成的学说。后来董仲舒对此加以歪曲，将“气”神秘化，更以五行配五德使其演变成了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白虎通和谶纬迷信都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王充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对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斗争。他继承发展先秦唯物主义关于“气”的学说，指出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也”，“万物自生，皆禀元气”，也就是“元气”构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是宇宙的本原。而“气”的属性是“自然”，无生无死无始无终。

针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他吸收当时天文学的新成果，详细论证了“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他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夫天者，体也，与地同。”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他明确地批驳了“天地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他指出：“人，物也，而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王充肯定了人和其他物体一样都是元气构成的，“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因此，“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为天的副本，天人之间交互感应的神秘关系，是对神学目的论的有力批判。

王充依据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尖锐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和旨在神化帝王将相的谶纬神话。如，汉代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便说刘邦的母亲梦与蛟龙交而生刘邦。王充尖锐指出这完全是“虚妄之言”，一派胡言，因为天地之间，异类之物是不能交配的，“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况且人是万物中最高贵的，蛟龙是动物，怎么能用禀受比人低贱的动植物之精而生来说明帝王的高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