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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历史，也就因为唐太宗是一个唯一善于“纳谏”的开国皇帝，才造成了极为鼎盛的“贞观之治”，达到了农业社会的最巅峰。监察对象首当其冲的是皇帝，治本而不是治标，这是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可惜，它没有作为好的传统，被后世继承，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拥有越来越发达监察机构的明清官场，反而比唐代更腐败，贪官恶吏数量越来越多，贪污腐化手段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越来越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兆麟和周而成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他们研究过国内外的历史，他们把李世民看成一个“僭主”，他是弑兄逼父的篡权者，又是异族，缺乏那种“天授君权”的光环，只能依仗自己的博大的胸襟和气魄来赢得世人的尊重。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战国时期分晋的韩、魏、赵三家是僭主，王莽是僭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和一代枭雄曹操也是僭主。其实，所有的第一代开国君王，尽管被打扮成正统的“奉天承运”的天子，仍然是改朝换代的僭主。这样看来，只有李世民，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他能自我制约，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才领袖。其它的第二代，“刀斧烛影”的赵光义，从侄儿手中硬抢皇位的朱棣，英武盖世的多尔衮，都缺乏这样的勇气，他们还得靠“君权神授”来欺骗世人，也欺骗自己。僭主的心理，使得朱棣下令郑和下西洋去寻找“那个人”，他的子孙，甚至建立了“东厂”这样的特务机构，来监督官场。中国的历史，还出现过许多“儿”皇帝、傀儡皇帝，但都是被僭主式的人物或集团操纵，这时候的最高权力已经旁落，更谈不上如何去制约了。特别是“内宦外戚”当道时，政治最为黑暗。

这也告诉“泛”：像这样的大国，对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已经成为全国所有民族最为难解的一道题目。现在，正值大清土崩瓦解，共和国正如出水芙蓉，如果能就此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对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的机制，那真是千秋伟功，国人大幸。

“泛”虽然超脱于尘世，也和国人一般，感到了一丝的涩意。几天后，正义堂堂长谢天地向朱中安、唐飞和邓兆麟汇报：桑植的庹安来报，他已经把桑植牛角山一带全部买下了，而且他们的批文也办理好了。在桑植买地，是“泛”的集体决定，“泛”有继续西进，到深山老林的打算。庹安舅舅能把这事办妥，还是教人高兴的。今年春荒时，有不少大庸和桑植、永顺的饥民被“泛”收留了，“泛”的人数多了起来。这儿的饥民还有自己的特点，春荒时出外讨乞，农忙时还要赶回耕作。他们其实是很勤劳的，但是，田地贫瘠，田租又不低，实在养不活一家老少，只能逃荒。

山里人，其实心高的很，乞讨起来只能让孩子们出头露面，别人还以为他们狡猾，也不太愿意救济他们，大灾之年，饿死人的事是常有的。他们到了“泛”这里，仍然保持了那份勤勉，耕田扫作努力的很，眼下，农忙的季节又要到了，“泛”和他们之间也已经很难分离了。所以，书院准备再买些土地，让更多的山民兄弟能人样地活着，再也不过那乞讨流浪的日子。“泛”在桑植扎根，还有战略上的用意。桑植在湘西的北部，非常荒僻。西面有八大公山山脉，北面有壶瓶山山脉，东南面又有武陵山余脉围绕，这些都构成了天然屏障。澧水源头在桑植，也不担心今后被人截流，而引起生存的问题。

再说那儿的民风更淳朴，也更骠悍，和官府历来是冤家对头。大庸已经偏僻了，桑植更偏僻。这儿大庸人到桑植叫做“进山”，可想而知。但这样一来，也更隐蔽、安全了。不过，崇山这儿太吸引人了。天门书院依托崇山又是那样得天厚地，已经是自然连结，而且是那般紧密相连，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这儿了。这样一块福地来之不易，原以为这是大家最好的家园，谁都不愿意离开。

为此，“泛”的高层也商讨了好几次，迟迟下不了决心。再说，一年不到，“泛”已经动了几次，立足未稳啊，不到万一，“泛”不会轻易转移的。但是，“泛”已经暴露了，天门书院的掩护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如今，湖北军政府尾追不舍，湖南军政府一定也会虎视眈眈。只有避其锋芒，走向深山，与世无争，保存实力。“泛”的高层最终的决议还是由邓兆麟先带一批人去桑植，勘查一下地形，做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些今年春荒时来的桑植的饥民，也随他一起去。他们对桑植熟悉，也能帮上忙。这些人，来的时间不长，却对书院有了感情，这儿，不但不用为饥饱操心，而且，人样的活着。整个集体洋溢着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气氛，深深吸引了他们。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跟着“泛”走到底，他们是可以信任的。负责军事的怀仁堂堂长庹小龙，带领一部分武装力量也跟随去。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庹安舅舅。尽管庹安舅舅在桑植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可一旦大块买地的消息传开后，他就可能引人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