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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我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他曾委婉地提出想要保持朋友关系。据说有人可以把前夫当成朋友，但我做不到。保持联系会让我不断地想起离婚前的混乱，我恼他、怨他、恨他。这种痛苦很没意义，不是吗？烦心事本来就不少，还要被过去的事过去的人折磨，岂不荒唐？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总是提醒自己：周密已经是过去时，我未来的生活里再也不会有他，那些跟他有关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影响我现在的生活，更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恨一个人是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难受，你恨的那个人却一点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恨、不要想，要忘记他，要忘记跟他有关的一切。也许时间是一剂良药，也许强制性遗忘起了作用，也许不恨是因为不在意，离婚的痛苦逐渐淡去，我现在似乎真的不再想他、也不再恨他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邮地址？转念一想，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想找一个人总是不难，何况系里的网站上列出了所有博士生的名字、入学年份、办公室电话和电邮地址。我在美国的正式名字是 Ying Lin，没有起过英文名。

当年我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躲开他，永远不再见他，把他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清除出去，把他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掉。而今，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他以前没有出国打算的，怎么也来了？还读了MBA？在哪个学校读的？现在做什么？在哪个公司？为什么要来K城？总不会跟我有关系吧？我呆呆地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想到，不管他怎样、在哪里，都跟我无关，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一丝瓜葛。

我把他的信删除，关掉邮箱。

我开始硬着头皮给讨债公司写信。那天给拖车行打完电话后，我没再碰那份账单。我把它压到抽屉的最底层，尽量不去开那个抽屉。我知道我不该逃避这个难题，但却实在没有力气去应对它。拖车行最后把账单转给了讨债公司。我不能再拖着不管了。我打算给讨债公司写信，讲述我的困境，请求他们把债款降低到我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写了几行后，一个念头猛然蹦了出来：妈妈去世的消息应该告诉周密。

她曾跟我们同住过几个月。晚上她会洗好水果端给他，也会悉心做一些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对妈妈也算不错，温和有礼，笑脸相对，陪她玩牌，陪她去郊游。其实我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对方。在妈妈眼里，比起她那些优秀的学生，他实在配不上她的宝贝女儿。她没有明说过，但从她的眼神和态度中我能察觉到她的失望。我一向心思敏感，尤其对她。自我上大学起，除了不断地提醒我与男孩子交往时不要“过杠”外，她从不对我指指点点，更不会对我的决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最多在我的要求下委婉地给出一些建议。尽管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最在意的人，但她完完全全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去尊重。即便我嫁给一个她不满意的人，她也没有说过什么。对此我感激不尽，也更加敬爱她。周密从开始时就觉察到妈妈不喜欢他，他对妈妈溺爱女儿的做法颇有微词，他认为我的许多毛病，诸如不求上进、不会做家务、乱扔东西、胡搅蛮缠不讲理，都是妈妈给惯的。尽管如此，在我们三人共同相处期间，他俩都把对彼此的不满掩藏起来，维持了一段表面和睦的家庭关系。

大家毕竟在一起生活过那么长时间，而且都尽力做过让对方开心的事。我点开垃圾箱，给他回复了一行字：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个月前我妈病逝了。”

我觉得这么做就是例行公事，没有动机，也不期待结果。我只是把该做的做了，仅此而已。

我继续给讨债公司写信。把困境讲完后，开始斟酌该用什么样的措辞来恳求他们降低债款额。这样的事以前没干过，既不知道该怎么说，又觉得有损自尊，而且用英语写东西总是像隔靴挠痒，没法恰如其分地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正在苦思冥想时，费尔德在机房门口喊：“林樱，你的电话，打到办公室的。”

刚开学时，同学们按照习惯不叫姓只叫我的名—Ying。我觉得别扭。我不喜欢跟人走得太近，单字的称呼显得暧昧。当然我明白这只是我的怪想法，美国人中单音的名字很常见，Joe， Kay， Jay， Guy……可我觉得只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叫单字。我不厌其烦地要求老师和同学们叫我“Lin Ying”，或者叫我“Lin”。不知他们是否觉得我莫名其妙，但嘻嘻哈哈间大家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

谁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办公室电话号码。只有系办的人偶尔打电话来找我，可现在是周末，她们不上班。两年前上微经课时同学们经常打电话来讨论作业。自从过了鬼门关后，大家各忙各的，再没人打电话了，有事都是写邮件或直接来敲门。会是谁呢？我关掉电脑上的文件，退出账户，走出机房。费尔德神秘兮兮地压低嗓音说：“是个男的。”

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竟然是周密。我一下子愣住。直到他再次叫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费尔德拿起书包，对我摆摆手，眨眨眼睛，意味深长地笑笑，离开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