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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父亲时，我的心抽抽了一下。分别半年而已，他瘦多了，背佝偻着，头发几乎全白，神色黯淡，好似苍老了二十岁。我一直在失去妈妈的痛苦中煎熬，现在看到他的样子，可以想象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几个月我们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为同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去给妈妈上坟。妈妈没有遗嘱，唯一强调的是死后要葬在她大姑旁边。她没明说为什么，但我懂。大姑是她小时候给过她最多温暖关爱的亲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姑葬在夫家坟地，妈妈葬在大姑旁边意味着父亲不再有与她合葬的机会。

我们坐长途汽车到达终点站。下车后，走了几分钟，拐进一家殡葬用品店。店面不大，到处堆满货品，光线昏暗，看不清货架上都摆了些什么。店里弥漫着黄色烧纸的气味，勾起我沉睡多年的记忆。

我对烧纸的最初印象是二姥爷（就是妈妈的二叔）下葬那天。记不清那时候我几岁，也许六、七岁，也许四、五岁。那天也是个大冷天。寒风刮到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妈妈拎着几捆烧纸和一大袋子东西。我们在一望无际的雪地里走啊走啊，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头。等我累得再也走不动时，终于到了二姥爷家的那个屯子。下葬时去了几十个人，吵吵嚷嚷。烧纸的烟呛得我咳嗽不止。女人们哭得震天响，尤其是二姥爷的几个儿媳妇和女儿拼比着哭嚎，凄厉的哭声被呼啸的北风卷起来又摔下，像要把人的心肺都撕裂一样。妈妈没有哭出声，只是一直默默地流泪。之后酒席上划拳嬉闹，刚才哭嚎得最响亮的女人们都吃喝得兴高采烈。年幼的我很惊奇这些刚刚还在悲凄哭嚎的人怎么这么快就换上了大吃大喝的笑脸。妈妈没换上。她从坟地回来后一直躺在一间小黑屋里。我吃饱了去看她，问她不饿吗？怎么不去吃饭？有好吃的呢。她只是不停地流泪。

店员按着父亲的要求拿出几捆烧纸和两大包纸元宝摆在我们面前的柜台上，又指着货架说：“买个冰箱吧，还有洗衣机。”

“都烧过好几个冰箱洗衣机了。这次不需要了。”父亲边说边向前抻着头费力地往货架上张望。

“摩托车烧过了吗？要不直接烧汽车吧，宝马还是奔驰？新到的货。”

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一直不信烧纸这套封建迷信。但小时候我还是会按着妈妈教的，规规矩矩地往烧纸上印钱。把三张烧纸对整齐，摊平，在最上角摆上一个跟随妈妈多年的袁大头，用小木锤砸一下，然后把袁大头往下挪个位置，再砸一下，然后再往下挪一下，再砸……直到把整张纸都印满银元无形的痕迹，放到一边，再拿三张纸，重复这些动作……我做一会儿就不耐烦了，跑出去玩半天回来，看见妈妈还在认真地做。

眼前这几捆烧纸上印满了红色的天文数字，那是多少钱？连我这个经济学博士生都没有概念。不用再往烧纸上砸袁大头了。没有袁大头无形印记的烧纸还有用吗？

烧了这纸就能给亡者带去钱财？我不信。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小时候我做是为了帮妈妈。我永远记得二姥爷下葬那天她独自躲在小黑屋里伤心哭泣的样子。我只想做点什么事让她高兴，别的我不管。

克莱格曾跟我说他特别思念早亡的姐姐，问我中国习俗里怎样祭悼亡者。我告诉他：烧纸。先把三张纸对整齐，把袁大头放在上面用小木槌砸，砸一下换个位置，再砸。弄好九张纸后，摞整齐，折成一边粗一边细的棒槌状，然后压扁。等叠好一捆后，用细绳捆好，写上亡者的名字，拿到坟前或十字路口烧掉。过了两周，他悄悄告诉我，周末时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按着我说的法子烧了纸，心情平静多了，他没有袁大头，用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新钞。其实，有没有袁大头本来就无所谓，妈妈用袁大头，只因为那是她二叔留给她的纪念物。

这就是烧纸的好处。它帮不了亡者，但可以帮助活着的人寄托哀思。除了这个，我们还能为亡者做什么呢？

纸上印多少天文数字有差别吗？烧冰箱还是烧汽车有差别吗？

退一万万步说，就算亡者真的能收到这些，妈妈会在意奔驰宝马吗？她一辈子勤俭度日，对吃穿用都没讲究，怎么会计较烧的是什么牌子的车？

她最看重的情义呢？也能烧给她吗？

我们从小店出来，拎着沉甸甸的两个大袋子，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找到一个破旧的捎脚车。一路颠簸，加上车上的肮脏异味，我很快便开始晕车，胃里的东西上下翻腾。我找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集中注意力忍住呕吐。偶尔抬眼看看父亲，他的脸色灰黄憔悴，双目无神。他的病还没痊愈。

妈妈是她那附近几个屯子里第一个靠念书改变了农民身份的人。前几年听老姨感慨说，现在农村孩子想通过考试变成城里人，更难了。她寄托了多年希望的闺女大丫高考落榜，三年前嫁到邻村开了个小理发店。

可当年妈妈考时，又何尝容易？她两岁丧母，老爹半疯半傻，根本不管她，全靠奶奶带她。八岁时奶奶也撒手离去。她和爷爷、老爹、二叔一家住在一起。几个男人经常打架。有一天晚上，大战又开始了，砸盘子摔碗扔菜刀，狼哭鬼嚎，鲜血淋漓。九岁的小姑娘被吓坏了，一口气在无人的黑夜里跑了十几里地去大姑家，路上还要经过一个闪着蓝色荧光的坟地。三婶和二姑倒是欢迎这个没娘的孩子去她们家住。她们把她当成使唤丫头用，洗衣做饭，随意呵斥。连二姑穿了一冬的棉裤都让这个十岁的孩子拆洗。妈妈说，那棉裤上沾了不少经血和屎尿，又腥又臊又臭，她边洗边呕，手上的冻疮又疼又痒。对她好的只有二叔和大姑。二叔是个粗人，大字不识一筐，自己的几个孩子都没上过几年学，但他支持妈妈念书，他说只要你想念就念下去吧。他几次硬着头皮跟别人借钱来支付妈妈上学的费用，为此没少跟媳妇打架，也没少跟妈妈的亲爹吵架。亲爹不让她上学，想让她早早下地干活，早早嫁人。给她温暖最多的是大姑，只有大姑把这个没娘的孩子当成一个孩子来疼爱。可她家孩子多，家境艰难，大姑父坚决反对收留这个娘家侄女。妈妈考完学后重病了一场，卧床十几天，大姑把她接到家里，不顾丈夫的斥责和落榜儿子的嫉妒闹骂，每天给她喂粥熬药。妈妈经常说，没有她大姑的悉心照料，她那次肯定活不下来。看着大姑因她而被丈夫儿子责骂，她却什么都帮不上，只能终日以泪洗面，从那之后她便落下了头疼的顽疾。

妈妈说她拼命学习的动力就是不想让别人瞧不起她这个没娘的孩子。小时候她听了太多的嘲讽，“没娘的孩子准没出息”，“丫头念书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是种地生孩子”，就连她亲爹都这样斥责她。她要争口气。她要让大家看看没娘的丫头也可以有出息。

妈妈考进提供助学金的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城里当了中学教师，嫁给了父亲。父亲性情温厚随和。妈妈婚后过了一些年平静的生活。我小时候，她经常跟我念叨，以前做梦都想不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她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