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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醉我独醒”，作为一个举世混浊中头脑相对清醒的人，李振钧不仅苦闷，也在思索。虽然年纪尚轻，但他长期的发愤苦读，已经熟读经史，精研百家。面对清王朝的日渐衰颓、内忧外患，李振钧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百家争鸣”的结果是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伟大的统一。经历了秦末大动乱之后，汉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就很容易被汉武帝所采纳。但是，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摒弃，而是受到挤压而被扭曲，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老子、庄子学说的“谈玄”风气。儒道之争使得西来的佛教获得了机会，得以在中国传播。

进入唐朝，由于唐朝皇帝姓李，以老子李聃为先祖，尊崇道教，但同时实行文化开放，儒、道、释等互学派相砥砺和融合，再一次把中华民族推向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社会也得以空前的发达。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安史之乱爆发，进入中唐，韩愈、柳宗元发起和领导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目的就是为了力戒繁华社会形成的浮华文风，重振先秦文风和文化。

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的长期动荡之后，宋朝再次实现了统一。宋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承和发扬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文化得以继续繁荣，经济高速发展，商品经济迅速萌芽。由于佛教，特别是禅宗重视吸纳儒家和道家的文化营养，迅速赢得了士大夫的认同和接受，道家则逐渐被边缘化。唐代的儒释道互相砥砺的局面演变成儒释共存共进的形势，道家学派逐渐式微。

与此同时，哲学家、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则从道家的视角切入儒学，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师承周敦颐的程颢程颐兄弟共创了“洛学”。程颢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阐述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其中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可谓是教育的目的，后者可谓是教育的过程。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气禀”说。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又进一步把《大学》确立为儒家的“四书之首”，《论语》《孟子》则排列其后。儒释道数百年的砥砺激荡、互相融合最终以“理学”独领风骚。儒家崇尚伦理道德、仁民爱物，道家崇尚个性发展、独立自由等思想消融于“理学”之中。

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而后，科举考试的文体逐渐演变为“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文义在于诠释经书的义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很少有作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对偶性。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门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