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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之后，李越又去了一附院的儿科病房。其实他此前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每次一到儿科门诊或者病房，听到里面传来“呜呜哇哇”的哭声，李越居然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陈主任和科里的几位老专家跟李越的好几位老师认识，因此对他很是关照，更多的是关怀。

但李越今天过来，主要是想拜见一位他应该叫老师的前辈：汤洁如教授。前几次来都不凑巧，汤教授要么去BJ出差了、要么就是去别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了，没见着。

李越在原单位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在前后几届的年轻人当中，算是比较爱学习的一个。

当时校刊编辑部主任是王明强老师，他和他的夫人、妇产科主任袁佩光老师都是琼岛医学院62级的校友，比李越早了24级，是正儿八经老师前辈。

王主任见李越常来看书，偶尔过来跟他聊两句，问了一些母校的情况，说起一些共同认识的人。

有一次，他给李越拿来几本外文期刊，让他抽时间看看。这些都是国际上比较新的论文、综述或报道，在90年代初，这些期刊还是了解学术进展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王主任让李越看完后找几篇自己感兴趣、容易上手的文章试着翻译一下。

李越拿到的一份期刊上，正好有一篇他当时很感兴趣的文章：慎用抗菌素。其主要内容正是当时医疗界比较关心的话题：抗菌素使用超范围、超量，或者使用的抗菌素过于高级，造成临床上细菌耐药的现象比逐年增多，有人甚至提出了“超级细菌”的概念，担心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细菌感染、现有抗菌素全都无效的担忧。

于是李越试着翻译了一下这篇文章，由于学术文章都比较枯燥，不仅语法跟公共英语不一样，而且有很多专业名词，其中有一些专有名词连图书馆的英文字典都查不到，所以第一篇很是费了一点脑筋和功夫的。

文章翻译好以后，王主任帮他做了一些矫正和润色，然后寄给了《国外医学儿科分册》，两周后居然收到通知，发表了。编辑部还给他寄了两份刊登了文章的期刊，李越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就是汤洁如教授。

有了经验也就有了兴趣。后来李越又在王主任的指导帮助下翻译了几篇文章，陆续发表在《国外医学儿科分册》上。其中有三篇的责任编辑也都是汤教授。

现在到了广州，李越想着怎么也应该来见一面，当面说声谢谢。为此他还特意请陈曦帮忙参谋，买一件合适的礼物。陈曦问明了情况，又跟李越一起在门诊大厅的专家栏里看了一下汤教授的照片，最终帮他挑选了一条纱巾。

汤教授今天在病房，上午是主任查房，下午没什么事，这会儿正在办公室看稿子。李越轻轻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便推门走了进去。

汤教授抬头看了看李越，不认识，略带疑惑地问了声：“你是……什么事？”李越先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然后才说：“我叫李越，是昌阳卫生学校的儿科老师。”

“李越……昌阳……嗯，我想起来了，你翻译的几篇文章在《国外医学》上发表过。”

“是的，我来就是想见见您，叫您一声老师，当面说一声谢谢。”李越又鞠了一躬，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纱巾。

汤教授急忙推辞，连说不敢当，李越赶紧说：“您是儿科的前辈，本来就是老师，还帮我修改过文章，就更是老师了……这个是我在北京路步行街小店里买的，一点心意，您不嫌弃就好。”

汤教授才接过来，放在一边，请李越坐下，拿了个一次性杯子给他接了一杯白开水。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汤教授问起李越来广州市出差、还是开会，李越也没有隐瞒，就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汤教授听了，先是沉默了几秒钟，感慨了一阵，然后思索着问到：“我的印象里，你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慎用抗菌素’？”

“是的，谢谢您还记得，那是1993年，我翻译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所以印象很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李越说的是真话。

“嗯，这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国内使用抗菌素正在升级换代，大家都争着用更新、更先进的药，简直是争先恐后，那篇文章里提出的担忧不无道理，也很有警示作用的。”汤教授像是在回忆当年的事情，又像是在表达她很久以来的想法，“而且现在抗菌素的滥用问题依然突出，由此造成的医疗负担加重、和引发的耐药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汤教授说的是一个事实，抗菌素滥用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临床医生的问题，也有抗菌素生产厂商的问题。李越刚毕业的时候还常用青霉素和庆大霉素这些基础药，现在动不动一上来就是先锋霉素，而且两种抗菌素联用的现象也很普遍。

李越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其实，这几年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抗菌素到底该怎么用？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从基础抗菌素开始用的，但是后来在一次早交班的晨会上，主任批评了我。

他告诉我对于有明确感染指征的住院患儿，比如支气管炎、肺炎、脑膜炎、胸膜炎等患者，要联用抗革兰氏阳性菌和抗革兰氏阴性菌的药物，同时加上一组抗病毒药，这是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