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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晋穆帝永和八年秋，鲜卑慕容部所建燕国南征主帅慕容恪于中山魏昌廉台村，以具装马骑兵击擒冉闵，燕军旋即围攻冉闵的都城邺城，久围而破之，冉闵之子冉智被俘。十六国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建立于中原的汉人国家——冉魏，亡。

邺城被围时，以粮尽援绝，而冉智年幼，其相蒋干为之做主，遣使许诺以传国玺为报偿，请得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之援。谢尚以谯郡流民帅戴逯率部驰援，却命其屯于黄河之上不进，授以方略诓骗蒋干，须先得传国玺，乃可使晋廷发兵与粮赴援。蒋干不得已，乃向冉智请得传国玺予之。晋援自不至，邺城不久即不得已而降，冉魏遂亡。河北全境遂由汉人冉氏之手，继羯人石勒之后，再度失陷于另一胡族鲜卑慕容氏。东晋坐观成败，却趁人之危，从冉智手中骗得传国玺，好歹让江左晋帝，结束了被北方讥嘲为白板天子之历史。

本受晋封为燕王的燕主慕容儁，即自蓟城迁都邺而称帝，封四弟慕容恪为太原王，五弟慕容垂为吴王，八弟慕容德为范阳王。翌年，永和九年春，慕容恪遂率其常胜之师，进向晋朝旧都洛阳。

东晋洛阳守将为河南太守、冠军将军陈佑，即陈喆高祖父，本在荆州为将，受命于上年取洛阳时尚是征西大将军，如今已官拜大司马、都督中外的桓温守城，闻讯惶急，求援于桓，却如泥牛入海，回音绝无。不得已，陈佑乃上书朝廷请援。

朝中相王司马昱与其倚重的扬州刺史殷浩，皆以为旧都可弃，皆以为旧都在手，实是在桓温之手，只让桓以此要挟朝廷还都，还不如弃之。只不过旧都也是本朝曾经所都，若置之不理，名义上殊不好听，于是二人合计，乃使朝廷下诏求贤，以赴援洛阳。

吴兴武康沈氏，是与同郡长城县的陈氏一样的江东大族，武康沈、长城陈、乌程丘三氏，并称为吴兴三姓，是与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会稽四姓虞魏孔贺一样的江东大族豪门。吴兴三姓中，乌程丘氏专出文人墨客。武康沈氏与长城陈氏二族，却是与东晋初年显赫一时的义兴周氏——周处与周勰、周玘、周札父子所属家族，同属江东武力豪族一类，而与江东士族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会稽四姓虞魏孔贺不同。

二

东晋首君晋元帝司马睿，本是西晋宗室旁支琅琊王，其父琅琊恭王司马觐，乃晋武帝司马炎族兄弟；其祖琅琊武王司马伷，乃司马懿之子、晋文王司马昭之弟。西晋首君为晋武帝，乃晋文王之子，故琅琊王乃西晋宗室旁支，非晋文王一脉，自不可登基为帝。

却说晋怀帝永嘉初，党附朝中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广陵。不久，广陵所属治所在淮南寿春的扬州，便因都城所倚重为粮源的扬州度支转运使陈敏反叛，而全州大乱。

陈敏乃扬州本地庐江合肥人，出身大族，家族强盛，佃客众多，家兵以千数，有兄弟数人，皆有将才。晋武帝咸宁年间，陈敏受马隆事迹激励，亦欲乘时立功。武帝末年，孙吴已平，天下一统，京师洛阳四方辐辏，人口众多，而粮食每有短缺。陈敏便以尚书仓部令史上书，请赴淮南为朝廷筹粮，运东南地广人稀之扬州余粮，以济京师。朝廷许之，遂以陈敏为合肥度支，复任广陵度支，委以漕运重任。

陈敏知漕运不畅，咎在运河不通，甫赴任，便率朝廷所配运粮兵，复请得朝廷允许征集民夫，于合肥疏通巢湖与长江间航道，复于广陵疏通自长江至淮河南岸之淮阴、北到泗上彭城之中渎水，又于江东开练湖，疏浚自丹阳直达长江南岸京口的秦始皇始修之运河。一时南北漕运畅通，朝廷赖之。

至惠帝时，外戚专权，八王混战，陈敏既以扬州度支转运使之职，控制着粮道，便生出来野心，以琅琊王为安东将军新来镇守广陵，乃上书请回移合肥相避。主持朝政之东海王司马越，正忧广陵扼南北水路要冲，漕运长期为旧吴故地扬州人陈敏把持，恐其反叛，乃欣然许之。陈敏回到合肥，便以诸弟为将，命率家兵部曲与扬州运粮接济京师之运兵，攻庐江等江淮间郡皆下。

时匈奴刘渊已于并州平阳郡称汉王建国，八王之乱却仍如火如荼，并未因此内迁胡族已于隔黄河与都城洛阳相望之地建国，而休战止干戈。陈敏既驻足合肥，攻下了郡城即在合肥县之庐江郡，以北攻州城寿春受阻，便转而渡江，攻击孙吴故都建业。

琅琊王导茂弘，有识之士也，自昔在洛阳，便与琅琊王交好。琅琊王依附在朝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而盘踞河北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却以丞相身份遥控朝政，与东海王争权不休。司马越不忿，便怂恿晋惠帝亲征邺城，他自然以朝中执政身份随征指挥，琅琊王、王导亦随在军中。

本来皇帝亲征，司马颖衡以忠君名义，无从抵抗，惟束手请罪，待死而已，且朝廷军容齐整，声势浩大，成都王以为必不敌，遂与僚属议是否白衣出城请罪。丞相左长史卢志却道，“大王无私心，天下皆知！然主上受蔽于东海王，因此亲征大王。若坦然释兵面圣，必受制于人，而受东海王之害！不如拼死一搏，以观后效！且太妃年迈，大王孝子，岂忍阵前受缚，而贻太妃以忧乎？！”成都王以为然，遂命大将石越率军出战，迎击朝廷台军于黄河以南之荡阴。

荡阴之战，台军大败，惠帝御车亦受箭。惠帝惊惧，乃下车步走。大兵席卷，有人不识御袍，挥刀砍向惠帝。侍中嵇绍见状，立挡惠帝身前，血溅御袍而死。幸石越关注御车所在，堪堪接着惠帝。惠帝肥胖，不能骑马，石越军中无马车，便把惠帝救上辎重牛车，送至邺城。

成都王好不得意，暗自庆幸未降，与皇兄惠帝见礼后，见帝满身血污，便命人与更衣。更衣罢，惠帝却指换下御袍，嘱咐更衣人，“此嵇侍中血，勿浣去！”卢志闻言，出而悲叹，“谁言主上痴，‘此嵇侍中血’！嵇康之子嵇延祖，果然有乃父之风！”

朝廷军既败，东海王狼狈逃归封地东海，琅琊王、王导不及逃，双双被俘。成都王因其母不愿离邺，拒绝朝中大臣请他奉惠帝回都主事之请求，仍居邺城以丞相身份遥控朝政。朝中无人主持，公卿大臣便请东海王仍赴都以司空主事。东海王返洛，立命其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冀州刺史，率军出井陉，与受旨自幽州治所蓟城出兵的平北将军王浚合兵一处，共攻邺城。

此番因王浚军中有段部鲜卑骑兵，成都王大败，狼狈奉惠帝与其母成都太妃逃往洛阳。鲜卑骑兵在繁华都会邺城烧杀抢掠，不仅抢物，亦抢人，城中女子不及逃亡，大抵被掳。

王浚初不制止，后以掳掠女子甚多，恐于己名声不利，且他到底出身一流士族名门太原王氏，其父王沈虽是出卖魏主曹髦的不忠之臣，毕竟也是儒学之士，其时华夷大防在士大夫中深入人心，他亦饱学，虽利用鲜卑，不忍太多华夏女子为胡奴，乃下令禁止掠人。鲜卑骑兵欲保全战利品，他们本属雇佣兵一类，向来亦不甚听命于作为雇主晋朝代表的平北将军王浚，但其首领段务尘亦强调了禁令之后，便不敢不听，又舍不得如花女子，最终将所掳八千汉人女子，通通推入了漳水之中，漳水为之不流！西晋末年至南渡后数十年间，北方中原持续大乱，而人民之涂炭，沦为屠杀对象，自此而始。

邺城被破之际，成都王奉惠帝与其母狼狈先逃，琅琊王与王导却陷在城中，一时未能逃出。王浚北归，为其兄操控朝廷由并州刺史改任冀州刺史的东嬴公司马腾入居邺城，坐实为冀州刺史，而将面临匈奴汉国严重威胁，人民或死或逃，甚至被司马腾掳掠至冀州出售的这样一个烂摊子的并州，交到了刘琨手上。刘琨只身赴任，州城晋阳孤危，不得已乃依靠鲜卑拓跋部大人拓跋猗卢，以抗衡本为并州匈奴左部帅的汉国主刘渊。

东海王却以其弟攻邺有功，授意人上表为之请封，于是东嬴公进爵为新蔡王。司马腾甚贪，知此前随惠帝亲征战败被俘的朝中贵人宗王侯伯，当尚有仍在城中未及逃出者，以为奇货可居，不但可以利用他们揭发成都王罪行，亦可换取赎金，于是下令贵人不得出城，命环绕邺城之漳水诸渡口严查。

王导虽袭其父子爵在身，毕竟名位未显无人识，不愁逃出，只急坏了琅琊王司马睿。王导想出一计，以商贾可自由出入邺城，畅通于渡口，而商贾身份甚贱，服饰与士大夫有别，贵人所不齿，故扮作商贾，自可逃出；惟琅琊王生长王府，未经世事，扮作商贾恐亦遭人怀疑，乃让扮作其仆，嘱其勿言语。二人乔装打扮，同行至渡。因禁令只针对贵人，守卒虽疑二人身份，但见王导忽然发怒，鞭笞其仆，骂以“若非汝迟迟，便不至天黑”之语，因白昼禁令较松，不一一盘问，守卒便失笑，信以为真，放了二人过河。

二人回到洛阳，自荡阴之战而后，可谓同生共死，感情愈加深厚，琅琊王此后，凡事皆与王导商量问计。成都王恐东海王不容，不敢入洛阳，奉惠帝与老母、二儿逃入关中，投靠了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恐河间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又忙于讨伐长安。

其时洛阳四郊多垒，刘渊在平阳虎视眈眈，东莱汉人王弥与上党羯人石勒，亦各崛起为青州与河北之大势力，威胁朝廷与中原州郡。王导便劝琅琊王早做打算，离开洛阳到外地为官避难。王导为之筹划道，“大王祖父琅琊武王曾率军伐吴。虽龙骧将军王濬先至建业，孙皓颇识大体，不向已据石头城之王濬投降，而静待大王祖父渡江，乃递献表，肉袒出降。武王入建业城，秋毫无犯，颇得吴人之心。今中原动乱，胡马躁动，骎骎然南下，河淮板荡之日，为期不远！惟东南扬州安静，可求安东将军以避祸！”

琅琊王以为然，遂向东海王求安东将军。东海王亦欲扬州附己，遂允，琅琊王遂以安东将军出镇广陵。不久陈敏反，祸乱扬州江淮间，且渡江攻建业。建业乃诸葛亮所谓虎踞龙盘之地，孙权以之创业，而广陵地处江北，若胡马南下，则成背水，不可不思将来。王导便劝琅琊王移镇建业，以作保守江东之后图。琅琊王便上书请移镇。东海王亦忧陈敏若攻取建业，则成第二孙伯符，不可不防，遂操纵朝廷许其移镇。

琅琊王甫移镇建业，立足未稳，陈敏一弟陈彬已得历阳，进取姑孰，顺流而下，与陈敏共攻建业，声势浩大。建业本来守备空虚，安东将军府兵力寡弱，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王导自一过江，便着意结交江东人望吴郡顾荣、会稽贺循等，以作长久之计。顾荣曾在洛阳为官，本与王导相识，一来二去，也便熟络起来。闻二陈兄弟攻建业，顾荣亦忧惧，乃与时任扬州参军的周玘商议，希求义兴周氏出兵，匡扶安东将军所镇之建业。

周玘当即回乡，领了家兵部曲，赶往建业迎战陈彬。两军相遇于建业城南之白石，一场血战。义兴周氏家兵有保卫家乡之志，气势过人。陈彬不敌，乃回头渡江，寻其已先行渡江北遁之兄陈敏而去。周玘一战而胜，建业与江东人心乃安。

王导又以进讨陈敏与顾荣相商，于是由顾荣、贺循牵头，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与义兴周氏出兵，诸人与安东将军司马睿联名发布檄文，誓师讨伐陈敏。江东民军随即渡江，与朝廷荆、扬二州兵合击陈敏。陈敏不久败死，扬州底定。后义兴周氏又挫败继陈敏而起的石冰渡江攻石头城，及另一桩乱事，故称义兴周氏三定江南。

三

吴兴武康沈氏，亦属义兴周氏一类。晋元帝晚年，倚重北来流民帅刘隗、郗鉴，及北来士族如刁协、周顗诸人，抗衡盘踞荆州的大将军王敦。王敦有意反叛，便笼络江东大族为援，先是征辟出身吴兴大族的钱凤为参军。钱凤有意立功，遂为王敦联络武康沈氏家主沈充作东援。

沈充时任钱唐令。宣城郡为都城建康西南门，境内多山，山中多山越人，若山中歉收，便往往下山进村乃至入城劫掠，远至建康所属丹阳郡，于是王敦上书，以沈充乃江东大族家主，家兵部曲甚众，若以之为宣城内史，则朝廷可不费一兵一卒，而宣城与丹阳二郡获安。朝廷正忧山越，遂允。

王敦却是有意以此窥武康沈氏实力。沈充骤由县令而为郡守，又惊又喜，剿抚山越格外卖力，不久二郡便无复山越之患。原来大批所谓山越人，其实并非蛮族，而是自汉末大乱之时起，陆续自江东郡县逃入山中保命的汉人百姓。沈充生长江东，出生时孙吴尚未亡，熟知旧吴掌故。故吴自大帝孙权时起，便常有山越之患，与孙吴相始终，惟大帝末年，诸葛恪以一手强兵围困，一手招安，允许山越人各自投降之后，便落籍为编户，既往不咎，因此颇有成效。沈充既知山越实情，遂如法炮制。不久，宣城山越人便大抵下山，不过却并未成为朝廷编户，而是成为了他家族武康沈氏的私属佃客。但山越也因此不复为患，朝廷对沈充假公济私亦不闻不问。王敦见其实力不弱，智计亦过于常人，大喜，复以其剿抚山越之功，举荐其为湘州刺史。

元帝之前将老耄之甘卓调离湘州，正欲任用得力之人以拊荆州之背，得王敦荐表，便立刻请求叔父谯王司马承为国分忧，远赴长沙任湘州刺史。司马承慨然应允，遂西上任职湘州。

元帝知朝廷实力难与王敦相抗，便向刘隗问计。刘隗之前已进言引用流民帅，得元帝允准。然流民部曲毕竟私属，不是朝廷之兵，而江东土地兼并，编户奇少，大多沦为了大族豪强之佃客，要想增加兵源，就必须夺豪强之佃客为朝廷之编户齐民，乃可以一方面增加朝廷租税，开辟财源，一方面增加兵源，充实朝廷台军。

时江东无论侨姓士族与吴姓即本土士族如吴郡四姓顾陆朱张等，因士族不纳租税，遂大肆买田，隐占失地人口，遂使编户成为其私属佃客。一般大族豪强虽无免税特权，但因佃客无地则不纳租税，且脱离了朝廷户籍，附籍于田主名下为其私属，可使佃客免纳口赋（人口税，基于有这个人就要纳一份税的赋税，有时甚重）、算赋（财产税），于是贫民与地主一拍即合，土地集中于地主名下，贫民乃至一般富庶人家，皆大批沦为佃客。编户原本因拥有土地而在籍，而附征的各种苛捐杂税，自然也一并不再缴纳。且田主往往就算不是士族，也是一方土豪，拥有权势，遇到如朝廷检括人口，即会伤及田主和佃客双方利益之事，田主便会袒护佃客，隐瞒其人，佃客也就乐得做佃客，结果就是中饱了作为田主的士族与大族豪强之私囊，使朝廷财源及兵源双双枯竭。元帝便再度接受刘隗进策，下诏检籍，清查人口，务必将豪强隐占之人口统统查出，重新编入户籍为朝廷编户齐民。一时江东无论侨姓与吴姓士族及大族豪强，大为愤怒，对朝廷怨恨不已。因此政策受损者，自然就有侨姓第一豪门琅琊王氏，与江东本土豪门义兴周氏、武康沈氏、长城陈氏等。

王敦懊恼，知沈充亦恼朝廷检籍清查人口使其大大受损，便以“谯王夺汝湘州”之言，挑唆沈充仇视元帝与晋室，并命钱凤稍稍透露其谋朝篡位之周密计划。沈充之前已得王敦保举其为湘州刺史许诺，至此自然仇恨元帝，又听得钱凤透露大将军将举大事，事成之日，从龙之臣自然不忧富贵，其本热衷功名利禄，便在宣城抓紧厉兵秣马，希图为王敦立功。

知沈充已有备，虽湘州已成后顾之忧，然湘州实力弱小，不及荆州远甚，不足忧。王敦便以女婿郭图领兵袭长沙，自率大军顺流东下，以元帝为奸人刘隗所蔽，检籍夺民佃客，使百姓嚣然、怨声载道为由，以“清君侧”为名，向朝廷兴师问罪。沈充得信，便率其家兵部曲及宣城郡兵，自西南攻击建康南面。

湘州城因长沙大族子弟虞悝兄弟一人为长史，一人为参军，辅佐刺史司马承，并率家兵助守城池，而坚守良久。事前虞悝且为大局谋划，嘱托其曾任前湘州刺史甘卓僚属的好友为谯王使者赴梁州，说服了甘卓若王敦起事反叛朝廷，则湘州兵出巴陵，梁州兵出襄阳，两路拊荆州治所武昌之背，使王敦有后顾之忧。然至此甘卓虽出兵，却迟滞不前，以江夏郡治所夏口兵力不甚弱，而停汉口观望，不肯稍稍冒险，使其舟师入长江速越夏口城顺流东下，武昌乃不忧受攻。王敦遂命留守武昌的其兄王含，速速增兵长沙，并命其族弟南郡太守王舒出兵。湘州城粮尽援绝，复因叛徒开西北角建湘门献城，而终沦陷。虞悝兄弟双双被俘，旋遭杀害。谯王逃入城外王舒军中，亦为王舒秘密沉江而死。

都城建康面临王敦大军自长江上，沈充率军自西南而南的两面进攻，晋廷左右支绌，疲于应付。受命守石头城的周札，见西军势大而胆裂，开门揖盗延敌，王敦便轻易率军进入了石头城。元帝见大势已去，便劝刘隗等逃亡，命诸军解兵。王敦不朝见天子，却以他苦心经营出来较之前历任荆州刺史时都更庞大强悍的荆州兵，驻扎在石头城观望形势。元帝无奈，只好以王敦为丞相，百官总己以听，自身沦为傀儡。

四

越年初春，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即位，即晋明帝。明帝时年二十，自幼聪慧，又骑马习武，王敦甚忌惮之，便寻思将其废去，另立幼主。

时朝廷艰危，受制于王敦，故明帝登基之后，一时未举行柴燎告天的南郊祭天典礼。王敦以此为由，称明帝未曾柴燎告天，便仍是太子，尚非天子；又召集公卿群臣至石头城大会，道其在武昌，多闻太子不孝之事，故太子不宜立，当立先帝纯孝之子。

公卿皆以为不可，然不敢言。王敦疾言厉色，质问太子中庶子温峤道，“太真！君为东宫侍臣，太子为人如何，自是君所知，何妨道之众人！”

温峤道，“太子纯孝，且为人谦恭下士，当以古圣先贤作比，如何不堪继位？”

王敦冷笑，“如此！则太子既已御正殿，如何不见出大行皇帝灵柩于太极殿，命我率群臣临哭？”

温峤道，“太子纯孝，丧亲之痛，心摧气绝，今不进水米已三日！以鸡骨支床，病体难起，故未能命移大行皇帝柩，遑论下诏使群臣临哭！”

王敦无言，明帝之位乃安。

不日，王敦上书辞行，不等诏书答复，亦不赴都面圣，便扬帆西归，却未直上武昌，而是停于建康西门姑孰西南面之芜湖，以期交通武昌，而控制都城。明帝知其包藏祸心，便与皇后长兄中书监庾亮、侍中温峤等人日夜筹划对策，却苦于对王敦在芜湖情形知之甚少，不知如何防范。

晋明帝即位之年暮春一日，近午时分，芜湖城外来了数骑，皆巴賨马而行商打扮，下江口音。入城之后，数骑散往各处，片刻之后，复聚于城门外。为首者道，“尚未入城之际，我等旗亭饮水，颇言语错沓，复皆下江语，恐已为有心者瞩目！因此入城之际，便命君等速出！”

从者皆道，“如是则危矣！”

为首者道，“无妨！我已探知元凶病重，而驻军松懈，不足虑！惟做贼者心虚，恐已命人寻我等而来，当作计较！”

说毕，为首者走入路旁卖茶旗亭，招待诸人饮了一气，付账之后，又将手中一支七宝装饰的马鞭予卖茶老妪道，“老人家，我去之后，必有城中人来寻我！便请以此相示。”老人唯唯允诺。适一马下粪，为首者即命人以冷水浇之。

数人甫去未久，城门内大喧，丞相、大将军王敦不顾病体，居然跨马率数十骑而出。出城不见所欲踪迹，王敦亦渴甚，乃入旗亭。老妪见果有人来，不待相询，便以七宝马鞭示王敦。

王敦看罢诧异，道，“何人所予？”

老妪道，“一年少行商。”

王敦适才在府中昼寝，便觉心动，因此率人出城来看。闻老妪言，他心下又是一动，“此年少何等样貌？白面年少乎？有须乎？”

老妪思详良久，道，“年少，然面非白，黄皮子，而稍黧黑，黄须！鼻山高峻，眼窝深陷，似胡儿！”

王敦猛拍一下大腿，“此必黄须鲜卑儿！”

原来明帝之母荀氏乃代北人，昔日温峤衔命刘琨，自北来江东劝进，携来此女，献于时称晋王的元帝，后有宠，生太子，封为夫人。因代北华夷汉胡混居，故荀夫人亦有些许高鼻深目之状，是以明帝亦有些许高鼻深目，且似代北高原寒冷之地的人一般，黄皮而稍黧黑，须亦蜷曲而黄，故王敦谓之黄须鲜卑儿，正犹曹操以其子曹彰为“我之黄须鲜卑儿”。只不过曹操以曹彰似勇武之鲜卑为傲，王敦却是讥笑元帝不择华夷而临幸，乃至鲜卑儿为中国之君。

王敦环顾四周，见亭外地有马粪，便命人探之。探者回报，“已冷。”王敦把玩着七宝鞭，叹息道，“今日走脱黄须鲜卑儿，今年我等——恐死矣！”

王敦已身染重疾，以明帝亲自率人来探听虚实，知朝廷必已有备，惟不知己虚实耳，明帝亲身犯险，亦可知其从戎志向，及择日与己决战之态度。王敦为谋朝篡位准备已久，若非身染重疾，早前得知昔日温峤为其僚属，却为元帝作间谍，便欲再兴师向朝廷，兵发建康问罪。

五

温峤本籍太原郡，出身士族名门，其伯祖温羡，仕至司空，太原温氏遂为士族，惟其族中人丁寡少，仕宦者无多，故门第不及同郡之王氏。当晋愍帝为刘曜所俘，在江东建康之琅琊王闻讯，以天下无主乃称晋王之后不久，温峤衔命于其府主司空刘琨，自幽并之地南下至建康，奉上刘司空与幽州刺史段匹磾、冀州刺史丁绍等在北公卿与中原州郡大吏联名所上之劝进表文，表文以晋愍帝已遭屠各荼毒，大位空缺，请晋王为天下计，早登尊位。

原来那匈奴汉国的奠基人刘渊，虽父祖皆任并州匈奴左部帅，实际却非并州匈奴，而是上郡匈奴。并州匈奴，即东汉初年入居塞内之南匈奴。上郡匈奴，却是所谓休屠各胡，即汉武帝时由霍去病接引降汉，本居于河西走廊之浑邪王部与休屠王部之遗民。二部获武帝恩准入居北地、上郡之后，长期为汉廷守边防，亦不与其他民族无论羌汉通婚，遂作为匈奴右部之遗民，保持了高鼻深目、身长魁梧的形貌特征，与本就近塞居代北长城之外、面阔扁平而身材矮小的南匈奴，种族有所不同。刘渊即身材魁梧，且高鼻深目，与并州匈奴大众不同，惟南匈奴与西部匈奴昔日皆统属于冒顿单于，各自引以为同族，故彼此亦无隔阂。

东汉末年，曹彰以霍去病之姿，率军平了代北入塞乌桓之叛，顺便敲打了伙同作乱的并州匈奴，一时入塞异族震惧，不敢有乱心。曹彰凯旋邺城，被其父曹操喜称为“吾之黄须鲜卑儿”，曹彰遂有“邺下黄须儿”美名，乃彰显其勇武也。曹操为削弱并州匈奴，乃分其为前后左中右五部，并从上郡引入故休屠王部与浑邪王部之遗民与并州匈奴杂居，以此上郡匈奴之酋长，出任并州匈奴五部之帅，兼以此加强并州北境之边防，因为此时，代北即雁门关外的雁门郡、代郡平城一带，已受到长城外鲜卑拓跋部的很大压力。并州匈奴本是南匈奴，战斗力本不及身材高大的北匈奴人，到汉末入塞久矣，经济上与形貌上，皆已形同汉人，战斗力更是衰败，已不堪守卫边塞，曹操乃将上郡匈奴即故休屠王部与浑邪王部遗民迁至代北，用以扞卫长城，并使其酋长分统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为防出任并州匈奴五部各帅的上郡匈奴酋长坐大，曹操又使朝廷下旨，以汉人命官分任并州匈奴五部司马，以管理监视五部军事。上郡匈奴与并州匈奴渊源不同，故汉人知情者，乃称之为休屠各胡或屠各胡，亦直称屠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