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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关东地区人口锐减，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曾经繁华热闹的城镇如今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重视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这段时期，许多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田野里长满了杂草，曾经繁忙的集市现在少有人迹。

在河北等地，因为战争的持久影响，百姓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了自保和生存，对于读书学习的兴趣逐渐淡薄，更多人选择学习武艺以应对不安定的时局。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出这场战乱对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依然保持着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化修养和学术研究。

尽管同属大唐王朝的领土，关中和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其他区域，在文化风貌上逐渐拉开了差距。一边是战火纷飞，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和自保；另一边则是书香四溢，继续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这种差异也显示了战争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稳定环境中的持续生命力。两个地区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却因为战争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边防军队被回调参与平定内乱，边疆防线顿时空虚。外族势力见状，纷纷趁机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军队尤为凶猛，他们迅速攻占了陇西地区，并长驱直入关中地带，甚至连长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敌手，惨遭沦陷。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长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陕州。面对此危机，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地阻止了对吐蕃的反击，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当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仪等人，平定了这次动乱，稳固了朝政。与此同时，回纥也不甘示弱，他们虽然表面上协助唐朝平叛，但实际上却不断向朝廷索取巨额财物，这种无休止的勒索无疑给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唐朝国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全面收回叛军余部的兵权，不得不继续任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最为跋扈的藩镇。这三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财赋，父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

除河北三镇外，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在中原地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藩镇，其割据性较强；而在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则基本忠于朝廷。

尽管河朔等地存在极个别割据的藩镇，但这些藩镇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赖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维持军心稳定。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某些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利。各藩镇间功能各异，也存在矛盾：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而东南藩镇则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由于藩镇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央政权的有限忠诚，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但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成功地延缓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而在内廷之中，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凭借着拥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开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决策。宦官鱼朝恩更是得到了统领禁军的要职，一时权势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间展现出了改革朝政的决心与能力。他严厉打击权宦和强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贬，同时重用贤能之士如杨绾，并任命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显着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继位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该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收赋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重大转变。这项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唐朝后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唐德宗坚决推行削灭藩镇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势力对他敬畏有加。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德宗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禁止藩镇将土地传给子孙，此举却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这场叛乱持续五年，并引发卢龙、淮西等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泾原军队占领长安，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最终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变，但这次经历使得德宗对藩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换取和平，实际上确立了此后中央与藩镇间新的权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启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这项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转变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土地和财产状况征税，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这一改革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