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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的成果

1.平定东突厥

在唐朝初期，对于东突厥的处理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成功擒获了车鼻可汗，稳定了漠北地区，这标志着唐朝对东突厥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开耀元年（681年）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当时归降的东突厥领袖阿史那伏念再次自立为可汗，并与另一位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联合进攻唐朝边境。

面对这一挑战，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主帅进行反击。尽管初期遭遇挫折，但通过智谋，裴行俭成功地让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相互猜疑，并最终迫使他们投降。然而，在回京后，由于朝中大臣裴炎的嫉妒，李治决定违背承诺，处决了包括阿史那伏念在内的多名突厥降将，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唐朝的信誉。

这次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首次大规模屠杀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也激发了突厥贵族进一步的分裂活动。次年（682年），突厥余部在骨咄禄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并频繁侵扰唐朝边境，给唐朝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李治不得不派遣程务挺加强边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局面。

2.平定西突厥

在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略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显庆二年（657年），大将苏定方等人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灭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3.对百济与高句丽的征服

永徽六年（655年），面对高句丽与百济联军对新罗的进攻，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响应新罗的请求，先后派遣军队出击高句丽和百济。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率军成功平定了百济，并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于东都洛阳紫微城的则天门。李治亲自责问后，颁布诏书释放了他们，标志着百济正式灭亡，这一事件被史书称为“唐灭百济之战”。然而，百济内部并未完全平息，随后爆发了复国运动。直至龙朔三年（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唐将刘仁轨大败前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队，彻底打破了复国的希望，百济国王逃亡至高句丽。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军队继续推进，最终攻占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宣告高句丽的灭亡。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唐朝不仅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地位，也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

支持佛教的发展

宗教建设方面，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后，命令全国各州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共设358个州，则这一年营建的道观和佛寺总计716所，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前，尽管高祖和太宗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而在高宗时期，道教的发展得到了显着推动。唐高宗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特别重视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工作，这不仅帮助了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佛教教义，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佛教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为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佛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或扩建了众多闻名遐迩的佛寺，成为信仰与艺术的圣地。

其中，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起来。无数技艺精湛的工匠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将他们对佛法的虔诚与敬意融入每一刀、每一凿之中。这些工匠不仅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也留下了对信仰深深的敬畏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门石窟逐渐展现出了其宏伟壮丽的姿态，成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宝库。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和游客前来瞻仰朝拜，见证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龙门石窟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那个时代精神追求的象征，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它依旧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七次移都就食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因土地承载力的过度饱和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显着恶化，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锐减，难以满足京师长安人口的需求。与此同时，唐朝初期的漕运体系尚未完善，将江南富饶之地的粮食转运至长安相比起转运到洛阳显得尤为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确保朝廷和皇室的稳定供给，李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率领后妃、官员及随从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自显庆二年（657年）首次迁往洛阳开始，直至弘道元年（683年）他在洛阳逝世，在这长达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李治共有七次带领朝廷前往洛阳就食，且驻留洛阳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其整个统治时期的一半。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展示了洛阳作为备用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并间接促进了洛阳的发展。

调控物价应对经济危机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从7世纪70年代开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挑战。咸亨元年（670年），谷物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资源。随后的几年里，歉收、洪水、干旱、虫灾以及饥馑接连不断，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这一危机，朝廷认为高物价是由于市场流通货币过多所致，因此决定大幅削减新币铸造，并加强对私铸货币的打击力度。同时，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离原籍，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这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高宗仍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控制物价，朝廷实施了多项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唐朝。例如，在调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谷物交换私铸的钱币，以减少市场上非法货币的数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师便成立了常平署，作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机构。当物资供应充足时，常平署会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商品；而在物资短缺时期，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以此来稳定物价波动。这种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州，设立了类似的粮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物价浮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高宗去世时，经济和财政危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留下了需要后继者继续应对的难题。

大搞水木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唐高宗在位时也进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设，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显庆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伟的合璧宫。此外，龙朔三年（663年）对蓬莱宫（即大明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并在洛阳建立了宿羽宫、高山宫和上阳宫等建筑，这些宫殿无不以壮丽着称。狄仁杰曾批评这些工程过于奢侈，耗费巨大。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李治对于文化和宗教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唐朝国力的雄厚。不过，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频繁的宗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的影响

高宗同武则天是否为真爱，这事既复杂又充满了争议。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非个人情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是非常紧密的：李治对武则天有着高度的信任，并在她成为皇后之后逐渐赋予她更多的权力，最终让她参与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中。这种信任与合作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纽带，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

“凤鸣朝阳”

永淳元年（682年），尽管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和外敌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决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意图遍封五岳以彰显皇权。面对李善感的“当前国事艰难、民不聊生”的直言进谏，高宗并未改变其建设计划。而李善感的这次勇敢劝谏打破了长达二十年无人敢直谏的局面，被时人誉为“凤鸣朝阳”。

曾计划逊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状况因风疾恶化而愈发不佳，他考虑退位，将朝政大权交予天后武则天摄政。这一决定引起了宰相郝处俊的担忧，他向李治进谏说：“陛下为何打算亲自将皇位传给天后？这天下乃是高祖与太宗所奠定的基础，并非陛下个人之私产。陛下应当谨守宗庙，确保皇位传承于李氏子孙之中，绝不可轻易让国于他人，尤其是皇后。”郝处俊的话语强调了维护李唐皇室血脉正统性的重要性。李治听从了他的建议，放弃了逊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后，武后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和《乐书》等着作，总计约一千余卷。这些书籍不仅展示了她的文化修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朝廷和社会舆论。此外，武后秘密下令参与审查官员们的奏折，以此方式逐步分担并削弱宰相的权力，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此番举措显示了武则天对权力运作的敏锐洞察力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

患病离世

次年，即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前往奉天宫欲行封禅中岳嵩山之礼，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随着病情的恶化，唐高宗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交给皇太子李显，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李治颁布诏书改元弘道，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道教观宇，根据各州等级设立不同数量的道士观。这项政策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道教建筑兴建活动。然而，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宗最终未能亲自登门宣读赦免书，而是让百姓在殿前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