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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代宗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

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优宠宦官

唐代宗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

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李豫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唐朝政治中一个显着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为后续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豫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实际上，在面对一些滥用权力、行为跋扈的宦官时，李豫展现出了决断力。例如，针对权倾一时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李豫采取了严厉措施，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惩处与贬谪，甚至诛杀，以此来遏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试图恢复皇权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宦官专权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仍持续影响着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

然而，随着宰相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代宗对其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痛失清明宰相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着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着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排非议重用老将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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