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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中肩负重任

安禄山叛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被迫离开长安，并向西逃往四川避难。在此危急时刻，太子李亨并未随行，而是选择留在北方，意图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在成为皇帝之前，唐肃宗便已随同父亲唐玄宗经历了逃亡的艰辛与困苦。当局势急转直下，长安落入叛军之手时，他在灵武匆忙被拥立成为新帝，并肩负起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唐肃宗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领导力，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危机。

重组军队平定叛乱

唐肃宗深知军事力量对于稳定政权和恢复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迅速着手重组军队，并任命了郭子仪等有能力的将领来领导部队。郭子仪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用以对抗叛乱分子。不久之后，郭子仪推荐了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二人携手合作，共同进军河北地区。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师后，他们成功击败了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收复了大片失地，稳定了河北局势。

到了758年，唐肃宗集结了一支由郭子仪统领的超过二十万大军，向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起进攻。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安庆绪被迫退守邺城并加强了防御工事。郭子仪等人随即对邺城实施了包围。为了救援被困的安庆绪，史思明从范阳出动了十三万兵力前往解邺城之围。

759年，唐肃宗因未及时任命元帅统率军队，导致唐军各部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统一指挥，行动协调困难。此时，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大举逼近城下，唐朝官军被迫与之展开激战。同年十月，鉴于战局的紧迫性，唐肃宗决定亲自领军出征，以图扭转战局。然而，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深切忧虑。群臣纷纷上表谏言，指出亲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考虑到各方的意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唐肃宗最终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放弃了亲自出征的计划，转而寻求其他战略来应对危机。

史思明率叛军进攻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外挑战，李光弼派白孝德斩了刘龙仙，叛军大惊。史思明列战船数百艘，并在前面设置火船，想要烧掉浮桥。李光弼先准备了长竿数百，用巨木承担其根部，在其头部毡裹铁叉，以阻止火船，使得火船没法前进，最终自己燃烧殆尽。铁叉又阻止了战船，唐军在桥上发射炮石攻击叛军的战船，被击中的叛军战船都被打沉，叛军无法取胜，这才不得不撤退离开。随后，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李日越、高庭晖都投降了李光弼。

当史思明再度挥师河阳，意图重夺此战略要地时，李光弼巧妙部署，派遣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率军增援河阳。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李抱玉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略，内外夹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这场激战中，唐军不仅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还擒获了叛军的重要将领徐璜玉和李秦授。史思明起初并不知晓己方将领已被俘虏的消息。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李光弼下令将俘虏驱至河边示众。这一举动让史思明目睹了战败的事实，意识到局势不利，不得不撤军以图他谋。

不久之后，史思明再次发动攻势，派遣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铁骑直扑陕州。然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的奇袭。尽管卫伯玉手下的骑兵数量远不及敌军，但他凭借出色的战术指挥，仅用数百骑兵便击溃了李归仁的部队，迫使李归仁狼狈逃窜。这一系列胜利彰显了唐军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颁布诏令安抚民众

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和社会结构。为了安抚百姓，唐肃宗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宣布赦免了部分罪犯，减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税负，以此来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和谐。同时，唐肃宗推行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恢复社会秩序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

唐肃宗知道，唯有让人民生活得到实际的改善，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因此，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免赋税，提供救济，帮助农民重建家园，恢复耕种。同时，他还致力于修复因战争而破坏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复苏。此外，唐肃积极整顿吏治，确保政令畅通，为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这些努力，他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困境，还逐步恢复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唐朝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肃宗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提拔贤能治理朝政朝廷

在政治上，唐肃宗尝试进行改革，努力优化中央朝政的结构，减少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力求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肃宗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肃宗知道，这个关键时刻，王朝很需要贤才的帮助来共同治理国家。因此，他提拔了一批忠诚且有才干的人士。比如，他重用了颜真卿——这位不仅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更是一位忠臣，因为坚决反对安禄山而广受尊敬。此外，唐肃宗还任命了张镐为宰相，以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他希望能在贤能之士的帮助下，更好地处理国家事务，恢复社会秩序，并带领百姓走出战争的阴影。

确立“五都”体系

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行政中心进行了多次调整。天宝元年，唐玄宗曾重新命名京师、东都和北都为西京、东京和北京，即形成了以京兆、河南、太原为主的“三京”体系。安史之乱后，“三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将荆州设为南都，并命名为江陵府，其官吏设置等同于京兆。同年，成都从南京恢复为蜀郡，不再是五京之一。

至此，“五京”体系转变为由中都、东都、西都、北都和南都组成的新格局。成都被降级的同时，凤翔的地位保持不变，而江陵作为新的南都崛起。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更改年号为至德，采用建子月为岁首，并大赦天下。同时，肃宗取消了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试图去除浮华，展现收复失地的决心。

不过，这些改变并未持续太久。宝应元年（762年）二月，唐肃宗再次大赦天下，并重新确立了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的“五都”体系。这次调整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体现了肃宗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