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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吕先生说有这么一问题，要朱芙蓉她们这些女弟子试试看。说是有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用百钱买鸡百只，问鸡翁、母、雏各几何？朱芙蓉她们笑着，先是心算，不行再拿笔在纸上记着，还是不行。最后，吕先生笑了。他说这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百鸡问题”，要说难，也不难，就是要点数学知识。从此以后，他开始教朱芙蓉她们数学了。之所以称数学，而不是称当时通用的名称“算术”或“算学”，那是因为吕先生传授给朱芙蓉她们的确实不光是传统的算法，还有很多带有西方色彩的数学知识。吕先生告诉朱芙蓉她们，和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浩瀚的文化相比，中国的数学，实在是苍白得太可怜了。中国虽说有周髀、九章算术等这样的传世的名著也出现过刘徽、祖冲之、杨辉等一些大家，甚至在传统数学上还引领风骚几百年过，但是自明代起，由于政治腐败、科举中又废除了数学考试等原因，使得传统数学逐渐走向衰亡。

而且，国家中多数汉人，非常实际，在计算方面，珠算得到了普及，商业上可以满足了，就不思进取了。社会上流传的算学书，只是为日常应用和商业贸易有关，其内容比较浅显，文字通俗易懂，还编撰了各种歌诀，便于记忆，其算法也容易掌握，因此促使这种数学广为流传，而古代的各类比较深奥复杂的传统数学则濒于失传了。汉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凡事止于定性，不喜欢定量。不求准确和不求甚解，几乎成了习俗。都说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比如说制钱，这是顶要命的事，说是一律用十进制，但只要行旅一下，究竟是多少制钱算一百文，你永远搞不清楚。

有的地方是一百个制钱作一百文，称为一吊，有的却是九十九个、九十八个、九十五个……最低为三十三个，都能算作一吊。又比如官盐，名义上始终为十六两为一斤的，可有的一斤只有十五两，有的只有十三两，还有的只给十二两。百姓明的吃了亏，但这是卖官盐的“老规矩”，虽说是“陋规”，但终究是个“规”，大家都眼开眼闭。这里有官吏的贪污，小民的无奈，也有汉人对“量”的不很严格的因素。汉人不太精于算学，不但和他们性格有关，还和汉文是方块字有关。近年来传入的阿拉伯数字，比起汉字来，在数学上却有石破天惊似的神奇。圆角混杂的阿拉伯数字，书写起来流畅简单，用的也是十进制，但是从左到右权重递减的顺序，和数字计算时的自然进位顺序相一致。而汉字从右到左习惯顺序，在进入数学领域后，明显地本末倒置了。

这种别扭，使得汉人对数字计算有着隐形的厌恶和恐惧。历史上，汉人用珠算来计算，用算盘做工具，几乎可以说解决了计算的手段和方法问题，避免了直接接触数字计算，但珠算只能停留在“算术”的层面上，在数学更高的层面上，它无能为力。就像“百钱买百鸡”，算盘是算不出的，因为它无从入手。而用数学方法，极短时间就能算出来。在数学上，“百钱买百鸡”用的是不定方程的整数解。很容易的。二十五个鸡母七十五钱，七十五鸡雏二十五钱。西算刚刚输入之际，中国学者的态度极不一致，有人以为“薄古法为不足观”，有人以为“斥西人为异学”，而唯独清初数学家梅文鼎则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于是他融会贯通中西之学，自成一家之言。其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筹算、弧三角举要等等，几乎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分支。

吕先生对我们说，其实数学并不难，而且，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除了能提高计算能力为，还有改变思想方法的一种功能。数学里有一个和其它学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唯一性，或者说是它的可确切性。它不像文学、绘画、音乐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道理。数学则不然，它只承认一个道理，当后面的道理站住了，前面的道理就成了谬论而被推倒。就像专制国家，国无二日一样，没有丝毫可通融，可变通，可同时存在的理由。对于治疗饱受“中庸之道”熏陶而过于圆滑，现实和太善于自我调节的大汉民族来讲，数学其实是恢复他们正直和内心深处并没泯灭的良知的一方灵丹妙药。当朱芙蓉把吕先生的这番话说给爹爹听时，他笑了。

他说除了吕先生，铁良将军也说汉人中缺乏正直的人。他说：我们也算是汉人，尤其是朱芙蓉，身上多数是汉家的血，今后做个正直的女娃，让他们俩吃惊。不过，爹爹说这话时，不怎么一本正经，朱芙蓉也听过算了。现在想起来，吕先生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吕先生才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朱芙蓉现在格外庆幸自己有过这么个好老师，在她似懂非懂的少女时期，教她知识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她做个正直的人，分辨得出好坏香臭。不必违心地生活，那样太累。京城给朱芙蓉留下了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