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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三年（843年）八月，乌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大破回鹘军，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走，最终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遭到部下的谋害。自此，回鹘汗国彻底瓦解，分散成为多个小部落，再也无法构成对唐朝的重大威胁。此后，唐朝北部边境享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边疆危机时的果断与智慧，不仅有效遏制了回鹘的威胁，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唐武宗通过灵活的战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巩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5.谋划西域

随着回鹘的衰微和吐蕃内部的混乱，唐朝看到了收复河西走廊地区（即河、湟四镇十八州）的机会。唐武宗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唐朝在这一重要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为此，他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负责储备兵器和军粮，并侦察吐蕃边境的防御情况，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刘蒙的任务不仅限于物资筹备，还包括详细调查吐蕃边防的兵力部署，以便制定出更为精确的作战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对于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决心，也为后续的实际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趁机光复曾经失去的西域领土。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而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有意将这些地区交还给唐朝，这给了武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然而，当武宗派遣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安西距离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也有五千多里远，即便黠戛斯愿意归还，朝廷也需要重新设立都护府，并征发大约一万名士兵进行驻守。考虑到后勤补给线过长，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运输的困难，李德裕认为这样做会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一个光复失地的好名声，可能并不值得。

鉴于这些实际困难，唐武宗最终搁置了光复西域的计划。尽管如此，武宗对河、湟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弱，继续推进针对吐蕃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武宗时期的西域光复计划未能实现，但到了唐宣宗时期，张议潮成功收复了河西地区，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愿。张议潮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也标志着唐朝在西北边疆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团在面对外部机遇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实施的机会（如复河、湟），又审慎评估了长远目标的风险与收益（如光复西域）。这种务实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当时唐朝高层对于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经济改革与成效

1.禁止官吏经营质库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从事质库（即古代的当铺）业务。根据会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强调：“古时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依靠俸禄生活，不应与其他民众争夺生计机会，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对于那些既做官又经商、放高利贷的官员，朝廷明确表示将予以禁止，并委托御史台负责监督和上报违规行为。

这项政策不仅体现了武宗对官僚队伍廉洁性的高度重视，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官吏通过私营高利贷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从而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虽然此举可能部分影响了政府从高利贷中获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争利的现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2.设置备边库

为了储备物资，强化边防能力，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武宗设立了“备边库”。按照规定，户部每年需从赋税中储存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则从盐铁税收中同样储存十二万缗匹；次年起，这一数额减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进献给朝廷的助军财货也将全部存入备边库。度支郎中被指定为该库的主要管理者。

设立备边库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边境安全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武宗对军事防御的重视。通过集中管理和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唐朝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动员必要的物资支持，增强了国防实力。

3.经济复苏与人口增长

得益于这些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数量显着增加，相比安史之乱期间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渐恢复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武宗在会昌年间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性，还加强了边防储备，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这些措施也促进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增长，使得唐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现生机。

文化方面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议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并拆毁了大量小寺、山房和兰若等非正式宗教场所，对僧尼的某些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1.加强对僧尼的管理

会昌二年，唐武宗进一步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无名僧”，禁止设立“童子沙弥”，并且要求原从事杂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此外，武宗还规定僧尼不得无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隶，每位尼姑限留两名婢女。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减少寺院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