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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场合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决策方面。他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这句话强调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果断决策能力。李德裕认为，正是由于武宗的坚定决心，才使得两次叛乱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还为武宗撰写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诗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辉煌成就，包括北伐猃狁、西服坚昆等军事胜利，以及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国内纷争的能力。李德裕将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万物，尊严如神，赞美他在治理国家时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的实践。

官方《遗诏》中的功绩总结

在总结唐武宗执政生涯的《遗诏》中，朝廷对其功绩做出了正式而全面的评价。《遗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恭守先人留下的伟大基业，临御天下整整七年。这期间，他日夜忧心国事，致力于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敌，与远方的坚昆建立了友好关系；讨伐了壶关的刘稹，擒获了并州的杨弁，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同时，他还废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动，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避免了这些宗教势力对民生的侵蚀，促进了正统教义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社会风俗，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唐武宗李炎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随着施政理念的深化，亲自处理政务的态度更加勤奋。

无论是李德裕个人的赞誉还是官方《遗诏》中的评价，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暂但充满活力的七年统治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果，在内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远见，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北宋学者石介的高度赞誉

石介在其着作中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赞赏他在处理佛教问题上的英明决断。他这样评价道：“在有唐之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到了武宗皇帝，则彻底拆毁全国寺庙，遣散所有僧尼，销毁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显着，谥之曰‘武’，实至名归。”石介进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慑四夷而来朝者，有汉武帝；而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则首推唐武宗。

他认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历经数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圣神、唐明皇之仁勇、唐宪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响。然而，武宗皇帝在众多先王之后，凭借个人智慧和果断决策，毅然决然地清除了这一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其功绩远超周武王与汉武帝。

欧阳修对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欧阳修在其《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中也高度评价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见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为贤能，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领，处置军国大事，总是通过诏书来约束和激励，因此最终成就了辉煌的功业。”欧阳修强调了李德裕在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辅佐武宗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稳定。

范祖禹对李德裕治理三镇的赞扬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同样对李德裕赞不绝口，特别是他对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有效治理。范祖禹认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却能够制御三镇，如同运转于掌心之间，使得唐武宗得以长久享国，若此局面得以持续，天下岂有不平之事？”范祖禹赞扬了李德裕的治国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仅成功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还为国家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无论是石介对武宗教改革的激赏，还是欧阳修、范祖禹对李德裕辅政能力的认可，都反映了武宗时期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政策上的显着成就。这些评论不仅突显了李炎作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显了李德裕作为贤相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章。

关于武宗李炎的轶事典故

《十玩图》与动物别号

武宗还是颖王时，对各种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其邸中豢养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他挑选了其中“可人”的十种动物，绘成了一幅名为《十玩图》的作品，流传后世。这些动物被赋予了富有诗意的外号：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为“玄素先生”，鸡为“长鸣都尉”，龟为“灵寿子”，猴为“惺惺奴”，犬为“守门使”，驴为“长耳公”，猫为“鼠将”，鹿为“茸客”，鹦鹉则被称为“辨哥”。这不仅展现了李炎对自然界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心热病的治愈

据《普济方》等古籍记载，李炎曾患过心热病，病情严重到让群医束手无策。关键时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用之后，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这事不仅反映了古代医药知识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震慑神策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因见武宗皇帝日益亲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惧，便散布流言，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企图煽动禁军闹事。李德裕得知后立即向武宗报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使者前往神策军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决定，与宰相无关。”这一果断举措震慑住了将士们，就此平息了潜在的动乱，也彰显了李炎作为君主的权威和决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与王才人的故事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时因擅长歌舞入宫，后被唐穆宗赐予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机智聪慧，在文宗病重期间协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后，王氏晋升为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修长，面容与李炎相似，每当李炎在苑中游猎时，王才人总是身着类似的服饰跟随，甚至让人难以分辨谁是皇帝。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成为宫廷中的一段佳话。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为皇后，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对，理由是王才人无子且家族背景不显赫，可能引发非议。尽管如此，王才人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边。武宗长期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身体逐渐衰弱。王才人时常对亲近的人表达她的忧虑。当武宗病重时，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叹自己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表达了诀别的意思。武宗去世后，王才人在幄下自尽，其义节感动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追赠她为贤妃。